1949年7月15日，对赋闲在家的上海市民曾联松来说，注定是个影响他一生的日子。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一个低调谨慎的小职员，日后会设计出令数以亿计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仰视的作品。

那一天，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新中国国旗征稿启事。

自小酷爱书画的曾联松心动了，他想设计一面国旗。

转念一想，他又苦笑着摇摇头。

中国那么大，人才那么多，徐悲鸿、梁思成、林徽因等大师级人物就在北京，轮得到我吗？

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多日刊登公开征集国旗方案消息

完美五星

公元1949年，九月的北平清爽多风。中国共产党就要在这里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协商建国事宜了。

百废待兴，有太多事情等待他们在这次盛会上去商定，其中就包括在2992幅应征方案中为新中国选定一面国旗。

在国旗问题上，毛泽东力求完美，坚持要一致通过才“圆满”。

此前，张治中问过毛泽东：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答道：“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河的。”

图为大多数人起初比较中意的国旗方案

“我反对用这个图案。”张治中耿直地反对，“红色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过不少人很主张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毛泽东很重视张治中的较真，“一定要选一幅让大家都觉得满意的。”

1949年9月25日晚上，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周恩来召集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治中等代表一起协商讨论国旗方案。

毛泽东讲了张治中的意见，并表态：

一星一河旗的方案反对者不多，程序上要通过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的才好。

田汉相中了一个方案，他已经前前后后端详了好多次，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图为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原稿

田汉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看着图稿，眼前一亮：“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

抽掉大星中的镰刀斧头，既可以使图案更加简化，又避免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其他众人见了，也觉得好，基本达成了共识。

但有三位代表对五颗星的书面解释提出了看法：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假如国家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是不是还要改？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梁思成表示赞成：“五星红旗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底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27日，周恩来将五星红旗图案展开在主席台上，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千里之外，不知道曾联松有没有打喷嚏：

8月中旬就把设计好的国旗方案投寄给新政协筹备会了，到现在还没个信儿哪……

千古流芳

曾联松老先生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广播里，刊播了新国旗的说明报道。

跟自己的设计稿太像了，又不完全相同。

看了出炉的国旗，曾联松惊喜、疑惑。他为人低调，在百分之百确定之前，绝不提此事。

直到1950年9月，曾联松收到了建国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老婆孩子才知道，他设计的国旗方案被国家采用了。

11月，他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曾联松的来函档案照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曾联松的寄款档案照
　　

曾联松的回信档案照

当时的500万元是旧币，约合新币500元。

当初自己设计国旗，妻子每天清晨都要扫出满满一簸箕碎纸。“暖男”曾联松投桃报李，用奖金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又买了些米，还了债务，这钱就花完了。

此前在打算投稿的时候，他的学生还觉得老师有点天真——这是一国之旗啊老师！怎么会由小百姓来画呢？

好友也跟曾联松说，国旗不是文章投稿，这是共产党打的天下，还由你来画国旗了？恐怕早就定好了。

古人早就这么想，话说起来文气些——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但中国共产党不按套路出牌：国家大事，与每一位国人都有关。

曾联松低调，但国家与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

1979年国庆，曾联松再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99年，83岁的老人第五次中风，病危卧床。医院特制了电动的小型国旗，安置在他床边桌上。当年国庆，经曾联松在病床上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床边的五星红旗也缓缓升起，老人家欣慰地笑了。

18天后，曾老先生在上海病逝。

新中国的国旗，就这样由一位职员之手画出，后经中国共产党及众多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反复磋商讨论，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是执政党、民主党派、人民大众集体协商、群策群力的缩影。

看懂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一穷二白，又给不了高官厚禄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吸引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共画同心圆，同心同德去筚路蓝缕，建设新的中国。

六十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加透彻：

“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