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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昌国
今年正月初一，按惯例我要打电话向长辈和比我年长的同事、朋友拜年。倪兰英姑母，年过百岁，也是唯一的嫡亲长辈。上午和下午各打了一次电话，通了，可无人接听。正月初二上午，又打了一次，依然是无人接听。有点纳闷，还记得去年春节通话的时间比较长，尽管是百岁老人，可思维清晰，而且第一次听她说：“你爸爸春节以后没多久就跟吴独膀子走了，去打鬼子，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与表妹朱沪生通话，才知因为跌了一跤，已经住院两三个月了，靠插管维持，估计难挺过来了。2月11日，接上海表弟茅沪生的电话，姑母已经去世，遗体告别仪式在14日举行。
姑母1921年12月出生，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上海读书的父亲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父亲回到扬中，自编了些小调教青年唱：“十冬腊月喝凉水，二点一滴记心上；官不抵抗民抵抗，要活命的一起向前进!”姑母那时候就初步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1939年，党派张日化、陆钧来新坝区开辟工作，常食宿在我家，姑母进一步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教育。1940年以后，党组织又派张建新、刘震东、刘晓阳来新坝区领导抗日斗争，倪兰英姑母和我的叔叔倪有道、小姑母倪菊英、母亲倪建民在1942年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建新兼任支部书记。
他们入党以后在区委领导下，一是搞抗日宣传，常趁黑夜去栏杆桥贴上抗日民主政府宣传抗日的标语。在反“清乡”斗争中，教男女青年唱抗日歌曲：“村庄连村庄，人人上战场；钉耙锄头当刀枪，筑起铁壁铜墙。日本强盗不要逞疯狂，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场。”二是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张建新、刘震东等同志经常夜间开展革命活动，白天隐蔽休息。姑母和母亲就以纳鞋底、划麻丝为掩护，在村口要道站岗放哨。三是搞减租减息，征收公粮。为了开展抗日，党领导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扬中许多男人在外做生意和做手艺的特点，姑母和母亲着重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四是发展党员，动员青年参军。在张建新同志的领导下，发展了在何家埭教书的祝鉴人入党，还在王家埭等地发展了几名党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姑母根据上级指示动员青年参军。由于社会上流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姑母就宣传“好铁打好钉，好男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好男就当新四军”。
1944年冬的一天夜里，两位姑母和张建新、刘震东等七、八位同志在王家埭小姑母倪菊英的房里开会。听到埭上狗叫，并有嘈杂的人声，还听到屋顶上的瓦响，是敌人又来扫荡。张建新当即吹灭油灯，宣布分散突围转移。小姑母住的地方叫王家埭，当时称“九十九间半”，其实有100多间房子，而且连成一体，单前门就有18个，内部转弯抹角，相互通连，可以隐蔽的地方也多，加之有群众掩护，大家终于安全地转移了。
1945年5月，姑母被新坝区委委派到苏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党校（设在新老洲，对外称镇澄简易师范）学习培训，并正式参加新四军入伍。1946年1月~1948年7月，姑母在第三野战军教导队学习，并在华东供校及随营学校工作。1948年7月~1953年2月，姑母在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供应处工作，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荣获“二等功”一次。
1953年3月，姑母从部队转业，先后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上海闸北区长安中学、闸北区第六中学、彭浦中学工作，直到1980年11月退休。
姑母去世了，再无嫡亲的长辈了，悲痛之情难以平静，再说我也86岁高龄了，大儿子刚从浙江桐庐开会回来，由他代表我们全家去上海参加姑母的遗体告别遗式。据儿子回来说，姑母的后事全由组织安排处理，包括前往吊唁的亲属的吃饭住宿等。上海市静安区老干部局、教育局的领导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的近90人，庄严肃穆。
姑母去世了，但她的精神永存，永远活在后辈的心中，她的生平也记载在《扬中市志》（1986~2006）人物编中，可以说是名垂青史了。与那些牺牲的同志相比，姑母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看到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应该感到欣慰，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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