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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昌国
我有两个“红本本”，这里的“红本本”是指两个红色塑料封面的毕业文凭，但都是“专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大专”，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7年8月，我在镇江师范毕业。丹阳县文教局把我们分在初级小学，我和同学张木金、张克振、戎德宏四人，都分在经山区西巨辅导区 （中心小学管辖的范围称 “辅导区”）。我分在邹家小学教二、五、六年级。
1958年5月底，埤城中心小学党员副校长蒋钟麟找我谈话，说县文教局决定让我去常州专区（当时镇江地区改的）初中教师培训班学习，结业以后可能在初中教学，也可能回原来学校，要我好好学习。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整个辅导区就我一个人。初中教师培训班在常州青果巷常州师范，但当时挂了常州师专的牌子。学习主要是讲教材教法，备课。学习结束以后我被分到新建的建山初级中学工作。学校初建，只有两个班，负责人是教导主任向承，同分去的李洪林也是初中教师培训班的，可能向承（由丹阳师范调来的）教过他，他叫“向老师”我也跟着叫。向老师要我教一班语文、一班数学，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和在小学比，轻松多了。一学年过去了，向老师要我教初二两个班语文，出于对领导的尊敬，我也没有辨解。我是初中数学教师培训班的，但我自己心中有数，所以很想在学历上提高一步，于是我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函授教育，录取了，而且发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函授生证。心里喜滋滋的，以为可以参加学习，毕业弄个文凭，可领了“函授生证”以后就没有了下文。1960年，学校领导要我放下教学工作，到镇江师专高中教师培训班学习。学习的内容一是听讲座，二是备高一的语文课。我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我是镇江师范毕业，语文就是学的高中语文课本，这不是高中毕业生教高中生吗？开学前回到学校，因为调来了一位原来教高中的语文教师，向老师便要我教高一一个班和初三一个班的语文，我极力提出不同意见，要求教初三两个班的语文，向老师接受了我的意见。1961年底，我报考了镇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专业的函授班，录取了。
那时高师函授是“多科并设，单科独进，分科结业”，平时以自学为主，集中面授为辅。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教材和辅导材料的纸质都很差，是泛黄的。印象中《古代散文选》就是古文加注释，而“自学辅导材料”则对文章作适当讲析，并印有作业的题目。我的书面作业就用普通的练习本，把练习本卷起来邮寄给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批改得很认真，错别字都改出来，批好以后还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是闵龙华老师。当时真正体现了“函授”的特点。我因为教了三年的语文，深知继续学习的重要。我除了白天上课，批改作业，晚上办公时自己规定必须备好课，每晚批改15本左右作文。第二天早自习（早饭前）时主要是自学函授教材和完成作业。早饭后上课前，熟悉备课笔记，准备上课。
不仅平时自学如此，就是考试也高度自觉。那时建山中学分管我们函授的是教务处秦荣祥副主任，他把我叫到数导处，要我把试卷拿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做。尽管教材、辅导材料、练习本就在一边，但绝不瞄一眼，试卷做好以后交给秦主任，他封好以后寄给指导老师。
1963年8月，镇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改为镇江地区教育行政学校，我们的学籍转至江苏省教育学院。这样，我通过每门功课的结业考试，取得了《古代文选》《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结业证书。一直到1966年6月，文革拉开序幕，最后一门课程 《文学概论》改成《毛泽东文艺思想》，江苏教院的老师在省丹中作面授辅导，学习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开了个头，函授教育停办了，只有几张结业证书，但没有取得毕业文凭。
我在建山中学教了6届初三语文。1973年，我告别了工作了15个年头的建山中学，调回扬中。这样我便被分配在长旺中学，教了五年高中语文。1977年底恢复高考，1978年扬中县中学重组，老校长杨斐然重新任职，从全县遴选教学比较优秀的教师，我有幸被选上了。
1978年3月，南京师范学院在扬中举办高师中文、数学、化学专科函授班，我在长旺中学工作时报考中文函授班，录取了。我便参加函授学习，李名方、崔会文老师授课。印象中这期高师函授的“函授”味道不太浓，而是面授辅导比较多，在大会堂、文化馆、电影院都上过大课。南京师范学院统一组织考试和阅卷，1982年3月毕业。据《扬中市教育志》记载，“中文专业250人入学，128人毕业”。我终于拿到了《南京师范学院（承授）毕业文凭》，内页有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吴讱的签名章。说实话，这三年的函授学习我是认真的，认真地听课，记笔记，认真地考试答题，绝不作弊。相对而言，是学得比较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所学内容之前我都学过、考过，这次等于复习一遍。
1987年12月，从报纸上看到凡是在文革前的高师函授生只要学完教育计划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可以向学籍所在学校申请补发毕业文凭。我和戚武子老师一同到江苏教育学院去，这样我又有了江苏教育学院颁发的 “毕业文凭”。
这便是我有两个“红本本”的来龙去脉，本应是在前的 “红本本”，整整盼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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