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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震遐
1953年春，我随志愿军九兵团政治部摄影组长王纪荣到上甘岭。说是我随他，实际上是他带着我上战场。
作为一名新四军老兵，王纪荣富有戎马经验，在入朝参战之前，就已经研究过朝鲜战地的敌我形势，所以一到新岗位，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我们的目的地非同寻常，是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此时的上甘岭，虽然已结束了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战斗依旧在延续中。
要到达上甘岭的五九七点九主阵地，必须通过密集的炮火封锁。王纪荣命令我不许同他靠得太近，两人要拉开距离，一人出事还有一人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也可以向部队报个信。王纪荣毅然走在前面。满山都是被炮弹和航弹反复犁过的松土，攀登极为困难。口渴难熬时，贪喝石缝中流出的细泉，带有呛鼻的尸臭。躲过阵阵炮击后，在接近第一道交通壕的时候，又一排大口径曲射炮弹带着啸声凌空落下，王纪荣迅速卧倒滚进一旁的弹坑中。硝烟散去，我不见了他的身影，狂呼着扑上前去。见他已被泥土半掩，身边有被炮弹炸起后坠落的尸骸，断骨中淌着墨绿色的腐液。
王纪荣脸色惨白，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想架起他上路，他缓过神后喘息说，你架不动我，我没有伤着，是累的，歇一会儿就好，你快进交通壕，免得再来炮弹一块完。我拼命爬进交通壕，向哨兵通报了王纪荣虚脱在弹坑中的危情。哨兵立刻叫来两名战士，把他架上阵地，进入了坑道。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喝过一大杯水，就露出笑容说：“没有三分三，哪敢上梁山！”
王纪荣以他的诙谐让我沉着。在残酷的战场上，豪爽能够激励斗志，而诙谐则能舒展胸怀，催化智慧。
按照时令，该是春暖花开的仲春季节。可是上甘岭战场的情景却让人触目惊心。
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卫，一旦上甘岭失守，五圣山也就难保。上甘岭的攻防鏖战，势不可免。
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曾随部队到过上甘岭，处处都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此时的上甘岭，全部植被早已为炮火摧毁殆尽。五九七点九主阵地的山顶标高降低了三公尺，最初的第一层坑道变成了交通沟。当九兵团所属部队接替上甘岭防务后，像露天煤矿般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的遗体，尚未清理完毕。我睡觉的坑道支洞，是一位连部的文书好心让给我的，掀开一件旧大衣和一条防潮的狗皮毯子，就发现了一个烈士遗体的背脊。在交通壕外的任何地方，几乎遍地都留着碎骨碎肉，每每见到一截皮带，一片衣角，扒拉扒拉就是一个或几个遗体。一连好几天，我吃不下饭，光喝水，嚼一点压缩饼干。王纪荣早就看在眼里了，他悄声对我说：“看到烈士，就多想想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吃饭，岂不等于向敌人缴械投降吗？”
话不多，却震撼。我很快适应了严酷的阵地生活。一天晚上，我登上山顶拍摄我炮兵夜袭敌阵的场面。我在拍完照片回主坑道时，遇上敌炮还击，地面震动，不小心滑下山坡，如果滑到山脚就必死无疑，不被炸死也给松土活埋。我便本能地张开双臂，想拉住一个树桩或石棱，结果拉住的是烈士的一只手臂，受惯性冲击，这只手臂让我从泥土中拔断，却阻止我继续往山下滑落，及时救了我的命。照明弹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只手臂已经干枯发黑，手指上还套着五个木柄手榴弹的拉火环。
次日清晨，我特地约王纪荣一同到了这位烈士所在的位置。王纪荣庄严地向我下达“立正──敬礼”的口令，两人同时向烈士致了军礼。王纪荣又口吐妙语了，他说：“小边命好啊，关键时刻，烈士也伸手救了你一把。”
据清理阵地的战士告诉我说，经现场勘察，像黄继光一样用身体堵敌人碉堡射孔的英雄，光在五九七点九阵地上，就有七名之多。遗憾的是这样的烈士在投入激战之前，为了保密需要，身上所有的部队番号和姓名都清除干净了，牺牲后也就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
当时，据守在五九七点九阵地的狙击能手张桃芳，已经创下单人单枪毙伤敌人81名的记录。消息发表后，有人怀疑说：狙击敌人怎么像拾麦穗一样容易啊？王纪荣说，历来打仗统计战绩，对阵双方都很难做到绝对准确，古时候战胜方先用斩首级计数，实在不方便，后来改用割左耳朵计数，也可能出差错，我们到实地看看就清楚了。
4月9日拂晓时分，王纪荣决定带我到前哨班去看个究竟，验证狙击实况，直接为张桃芳拍摄现场狙击照片。
天黑后，王纪荣和我动身返回主阵地。主阵地南坡的交通壕早已被敌炮炸平，敌人随时用机枪与火炮进行着不规则的封锁射击。这回王纪荣让我走在前面，嘱我翻过山梁后到连部坑道里等他。当我一跨进山梁上的交通壕，就急切地盼望着王纪荣的到来。等啊等，大约等了十分钟不见他的踪影，而枪炮声响得正紧。引颈望望，南坡上一片烟火。我想了想，不能干等，必须赶快向连领导报告，好派人寻找和救援。我跌跌滚滚地钻进主坑道，一定神，竟发现王纪荣正在烛光下啃馒头，还冲着我笑哩。他说：“我眼看着你的身影翻过了山梁，就放心了。敌人的炮火很猛烈，火光中我突然发现一个黑窟窿，想到是坑道火力点的射击孔，便钻了进来，抄近路沿着垂直坑道摸到连指挥所，我啃完一个馒头就打算去接你，你就来了。好啊好啊，快趁热吃馒头。”
王纪荣带我深入前哨狙击阵地采访，原是瞒着阵地领导的，因为阵地管理制度严格禁止非本部队作战人员去前哨狙击阵地。王纪荣出于一名老记者的责任心，才决定来个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出了这一起严重事故后，事情也就瞒不住了。连长和指导员先是表扬我们二人深入前沿采访，给部队带来鼓舞，接着又狠狠批评了我们二人“无组织无纪律”“犯自由主义”，还要求我们不得向上级机关说起这件事，否则他们就要挨处分。王纪荣大包大揽，承担了全部责任。
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阵地，敌人称为“伤心岭”，而志愿军却称为 “红山峰”。对志愿军来说，只因人人都有视死如归的浩然气概，它不但不是地狱，而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充满着热和能，活力无穷，尽管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牺牲或负伤，可是见不到叹息和哭泣，到处生机勃勃，有笑声有歌声。屯兵坑道布置成“文化室”，展览着来自祖国的慰问品和慰问信，每周六有战士们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四通八达的坑道构成地下长城，连接着整座大山的突出阵地。几条主要的交通壕都用炮弹箱的木板写上“北京路”“和平街”之类的响亮名称。阵地广播站在枪炮声的伴奏下，向阵前的敌人传递真理之声的同时，也向战友们播放动听的音乐，早上播《东方红》，晚上播《王大妈要和平》，还有西洋音乐和民歌民乐。
十多天之后，王纪荣转往炮兵部队采访，我因为还要采访冷炮射击活动，并等待小部队出击的报道，继续留在上甘岭，一留竟留了27天。
小部队出击是一次异常重要的任务，由师部侦察连连长带队，团参谋长坐镇指挥，主要目的是必须抓回活口，了解新换防敌军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参加了庄严的出征仪式，半夜结束战斗，在报告歼灭敌人两个加强班并捕获两名俘虏的同时，带队的侦察连长却不幸牺牲在凯旋路上，遗体被战友们背了回来……
在离开上甘岭之前，我完全习惯了与战士们一样的生活，战士们也把我当成真正的战友，写家信写情书也求我帮忙，还把美军避弹衣的尼龙瓦和缴获的照片送给我作纪念。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是身上长满虱子，阵地上的清水是徒步运输员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没法洗脸洗澡洗衣。回到机关，脖子上的污垢能像锅巴似的揭下，脱下棉衣时，还发现棉絮中带回了两块炮弹片。王纪荣还特地为我拍了一张照片，有意拍下衣袖上钻进弹片的破口，说是有点纪念意义。
王纪荣真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哥哥。他知道我在奔赴上甘岭时，身上藏着一份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考验我，如果牺牲在战场上，请求追认我为共产党员。王纪荣竟用调侃的口气对我说：“现在不是刘胡兰的时候了，不到18周岁不能入党，你就是牺牲了，顶多追认你为优秀青年团员，也不会追认你为共产党员的。趁活着好好干吧，动不动想到死多没劲啊！”我当时挺泄气，暗中埋怨老王不理解我追求进步的积极性。不料回到后方，兵团政治部机关党委就收到驻上甘岭部队党支部的一封报功信，偏偏只为我一人报功，我心里就有点数了，肯定是王纪荣在我背后出的主意。我问他，他就狡黠地笑了，他说：“首先是你真的有功可报，不是假的。连长和指导员都要我回机关后给你报功，我说我报功没有说服力，还是你们直接报吧。你不是想入党，要求党考验你吗？这个报功信也就是一份考验证明书啊！”
要感谢老战士王纪荣引领我到了五圣山下的这一块上甘岭圣地，无异于指导我进行了一次战地采访的强化训练，更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王纪荣是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二十四军《火线报》、《华东战士画报》摄影记者，参加了华东战场各大战役的采访报道。在上甘岭地和王纪荣相处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独立执行任务了。
随即，我就单独深入到激战中的丁字山阵地，又参加了高炮对空作战和坦克部队袭击敌阵的现场采访，又参加了最后促成和谈签字的夏季反击战全过程，登上了刚占领的注字洞南山阵地。除了拍摄照片，也开始写作战地通讯。有了上甘岭的27天，我才体悟到生命的易凋和慷慨捐躯的价值所在，也懂得了什么叫战士，什么叫战地记者的应有品格。 （注：本文有删减）
王纪荣，扬中人，1953年1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后任总政联络部干事、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干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办公室副主任。
边震遐，浙江诸暨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共党员，一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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