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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宝
上世纪80年代初，建宁实行全村 “粮改菜”（将粮田改种蔬菜）。最初，还有点像计划经济，队里要卖的蔬菜，一律送到县蔬菜公司收购。每天送菜的数量由公司按各生产队的田亩面积计划分配。所送蔬菜，每天记账，按月结算。结账时，一般每月队里都有几千元的收入，仅就这点甜头，就让老百姓尝到：种粮改种菜，钞票来得快。
过去种粮的工分单价，最高7、8角，“粮改菜”后工分单价达到1元多。1983年开始分菜田到户，所种蔬菜自由买卖，不再送县蔬菜公司。这一改革，如同打开洪水的闸门，农民们财来精神旺，明知种菜又苦又累，却心甘情愿吃大苦耐大劳，奔向勤劳致富路。
队里菜农，除了上班，人影几乎不离菜地，起五更睡半夜，浇水、施肥、除草、松土，每天忙得脚下生风。种菜虽苦，卖菜更苦。当天采集的蔬菜，不仅要卖得出，还要脱手快，因为多数还都要赶着回去上班。蔬菜市场的竞争同样激烈。除了比品种比质量，还要抢时机。当时，建宁菜农面对的市场，除了县城三茅镇，还面向全市各个集镇，最佳交易时间，是每天天刚亮时，将手中的蔬菜批发到各个集镇菜贩子的手中。住广宁1组的徐小美就是其中的菜农之一，为了赶上这个时间节点，她和家人，半夜就要起身，每人都要将百十斤左右的蔬菜装上各自的自行车，奔向预定的集镇。那时的道路，不像现在这样一马平川，有坑坑洼洼的路面，也有陡坡高桥。骑着载重的自行车夜行，非出力出汗不可。她说，有时出了吃奶的力气，硬是坚持骑上陡坡，这时，肚子饿了，力也出尽了，实在骑不动了，真想将菜丢弃在路边，不要这菜了，回家好好睡个觉。有一次，她深夜去新坝卖菜，骑到联合，上了一座高桥，发觉公爹迟迟没有上来，天又黑，不见人影，只好呼喊：“爸爸，你有没有上来？”连喊几声不应，连忙下桥去找，哪知他连车带人跌落在港岸下面，这位66岁的老人当时已是有气无力。还有一次吓得不轻，下半夜骑车去三跃卖菜，途经普济，她发现左边一树旁似有人影站着不动，顿时吓得一身冷汗，不敢再骑。好在后面几个同行人来了，人多胆大，不管他是人是鬼，一起闯过。事后才知，这是迷信的鬼花头，一些人家死了人，前往三跃火葬场火化，途经普济，便将死者的一件衣服挂在路旁的银杏树上，以求死者家人平安吉祥。得知真相，以后她卖菜经过此地也就昂首而行。为卖菜，她除西来、雷公嘴没有到，已经跑遍全市，都在深更半夜，不管刮风下雨，不论天热天寒，坚持雷打不动，数年如一日。为使卖的菜有好的卖相，卖菜之前，必须拣菜。每年夏天，为防蚊虫叮咬，她拣菜总是将自己关在空间小、蚊虫少的卫生间，并将脚伸进水桶里，往往一边拣菜，一边打瞌睡。忙菜也苦了孩子，她家有个7、8岁的小女孩，见父母忙不过来，就经常承担了煮早饭的任务。每到起风下雨，小女孩从来不指望家里有人接送她上学。这成就了小女孩从小就懂事、独立的优良品质。那时卖菜，每天有个二、三十元的收入，每月有个八、九百元的进项，就很满足而高兴，像是发了小财。全家人都感到虽苦犹甜，十分珍惜这辛苦得来的血汗钱。一次她到新坝卖菜，单是黄芽菜一项就卖了9.8元，真是喜出望外。这时她同丈夫商量，说：“我们肚子也饿了，就拿出卖黄芽菜的零头钱买包子吃吧。”可丈夫说：“我不饿，你买了吃吧。”她见丈夫有点舍不得，也就不买了，说：“算了，饿就饿点吧。”
住广宁12组的陈桂珍，每天除了上班，精力都在忙菜上。起早忙到天黑，经常是眼睛一睁，忙到半夜三更。不管天冷天热，中午从不休息。自从忙菜，从来没有安安稳稳在家吃顿早饭、中饭。总是端着碗，三扒两噎，匆匆忙忙吃一点，半饥不饱就丢下碗筷，赶紧去做事，好像有没完没了的菜田活计等着。有时卖菜也匆忙，早上到了快上班时，菜还没卖完，就将菜篮子一丢，请人代看代管，赶着回来上班。当然，在县城三茅镇卖菜，也有很多行情好的时候。有一次早晨，她接连卖了3批菜。第一批，菜篮子刚放下，就被菜贩子买走。这时，她连忙赶回家拔第二批菜，又被菜贩子买走。谁知第二批卖完，前脚刚买走，后脚又有菜贩子紧跟而来，也要这菜，并且说好就地坐等。她只得急转身再回来，拔第三批菜。虽然来来回回，脚不停手不住，可是却感到苦中有甜，忙得高兴。
在那个科技尚不发达、种菜全部靠人工的年代，菜农种菜是多么艰辛啊！古诗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知盘中菜，日日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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